我想知道，其他的蚂蚁会认为它说慌吗？
它们如何对待一只“谎报军情”的蚂蚁呢？
它会很压抑或愤怒吗？
它们是否会认为，大米被别的动物吃了呢？
它们有没有觉得找错了方向，记错地方？

打开信，上面的文字呈现出不规则的排列，看得出是很多首诗。女孩写着：“这些都是你过去写给我的诗歌。”我读下去，有两句是:
“we  are the wing∕We are wing  of some”
（不知道语法是否正确）大概想表达的意思：“我们是翅膀，某些事物的翅膀……”

(梦时间：7月5日)

做梦时间：6月14日

我梦见，自己居然是个兵，被派去刺杀某个大敌人。由于进入敌营不许携带兵器，怕被人发现。我们的人决定给我背上射一箭，我就可以负伤带着背上的箭进入敌营假装投降，然后拔下背上的箭来刺入敌人。

我顺利进入敌营。敌人看到我受伤自然就信任我，并派来一个叫“滴得慢”的医生来拔我背上的箭，帮我治疗。这个医生对我很好。可是我怕疼，不让拔箭。医生就去找些吃的给我。这时候，我所在的军营里来了几个女小偷，我于是大喊起来。很多人跑来，这些小偷诬赖我，说我才是强盗。这时候，“滴得慢”医生来了，只有他相信我不是强盗。箭拔了出来，我受伤很深，终于昏迷不醒，刺杀的任务自然没完成。

有一天我醒来，大叫一声“滴得慢！滴得慢！”，一个女人跑过来，对我惊喜地说，姐姐你醒了？原来，我已经昏迷了二十三年，才醒来。“滴得慢”走过来看我。他们告诉我说，“滴得慢”爱上了我，一直陪在我身边二十三年。我惊讶得醒了过来。

两者执政厨房的时间并不一定平均分配，老鼠一般在冬季上台，而且每次的统治期都较蟑螂要漫长一些。因为老鼠的统治手段强硬，且富于技巧。蟑螂集团的统治期虽然短，但很会表现自我，它们喜欢用夸张的展示手段来体现个性，如跳桑巴舞，如群体花样溜冰，如飞檐走壁的杂耍。

蟑螂的统治总是不到三个月就被老鼠赶下台，直到老鼠厌倦的时候，蟑螂又再度出山。老鼠如果动用武力的话，蟑螂的军备略显不足，但蟑螂胜在医疗条件好，出生婴儿存活率高，而且社会提倡高品质的性生活，因此子孙众多，所以蟑螂党的胜出一般都因为赢得多数选票，老鼠觉得偶尔民主一下也未尝不可，所以也常常退位给蟑螂，顺便休养生息一段时间。

鼠类的国度号称法律严谨，次序井然；鼠鼠有自己的家庭，家庭有邻居，邻居有朋友。大家最喜欢的事就是投机倒把，私囤货仓。别看鼠鼠之间亲密热情，迎来送往，这些只不过全是幌子。大家表面假意友好，私底下明枪暗箭。豆腐脸刀子心。比起蟑螂的无知，更显阴险狡黠。

正因为天生深厚的城府和精明的生存技巧，使得鼠鼠民族所创造的辉煌和灿烂历史如星月在天，实难一眼观尽。如果要寻找一个相似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民族的特点，最接近的也许是排在灵长类之首的人类。反观人类，也就了解了鼠鼠。人类和鼠鼠之间的共性确实不少。

蟑螂的下台多数因为统治混乱。统治阶级在中央集权化方面显得手段软弱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却是这个国家唯一值得赞赏的地方——对人民的统治并不那么霸道。它们是群可笑的家伙，喜欢浮躁和浅显的装饰。人民血液中流淌着强烈的表演欲望。每个人从出生伊始就学会了作秀，都标榜自己是个民主人士，充分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，但每个家伙都在暗中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盖过一切。

它们谁都不认同谁，每个人对自己发臭的双翼和灵巧的长腿充满盲目的迷恋。它们族群特有的时尚品味，就是较量小小外壳上所能携带的细菌种类，几乎人人都是细菌大收藏家。在展示会上，它们以携带细菌数量的丰富和稀有品种为竞赛标准，但每次比赛的结局都以群殴表演收场。

老鼠和蟑螂两者的个性确实相差很远。蟑螂之可怜在于它们犹如一盘散沙，轻易被敌人充分看透，不需太多枪械就可以使之从内部瓦解，其统治如鹌鹑蛋般一击而碎。而蟑螂们大张旗鼓地投降，并为自己逃得快在同僚中表现得洋洋自洒。逃跑是它们最推崇的军事策略，它们经常讨论逃跑的艺术，这门艺术为它们平淡的日常生活带来刺激，是它们终生难忘的战绩。

越狱做到了什么？让故事始终处于“穿越”的氛围中。几个主角从头到尾都在逃亡，被追捕。他们不断地面临问题，然后解决问题。他们不断地从一个地方穿越到另一个地方，不断地打破面前的道道藩篱，在迷宫中寻找一个又一个出口。简单的说：run——这是该剧核心。保持这种run的氛围，力度和节奏，形成了一条明确的贯穿头尾的动作线。

《越狱》属于罪案片。在美国罪案类影视中，往往有两种英雄，他们恰好是对立的双方。
一种是国家执法者（并非完美的好人），另一种是罪犯（并非绝对的坏人）。执法者和罪犯谁会成为英雄，就看拍摄者的倾向性了。导演取谁为第一主演，谁就是终极英雄。

有一类流行的罪案故事，以描写高科技、高智能罪犯为主，这些人在故事中专偷珍宝、银行、艺术品，而警察在故事中则成了被嘲讽的愚蠢对象。在故事里，罪犯是拍摄者要塑造的英雄。其意图往往在于对腐朽无能的国家机构的嘲笑和戏弄。罪犯虽然做了坏事，但他们的一切行为隐喻着对社会禁忌的破坏。可举的影片如：《盗走达芬奇》，类似影片还有很多。人们在观看这些故事时，绝不希望这些罪犯被抓获，而是盼望他们得手，这种获胜的心理满足了观众内心的那份叛逆，满足了人的原罪。

任何律法作为维持社会平衡的手段，不可避免地带有统治者的个人印记。它们使得社会中人拥有相对范围内的自由。然而，这种相对自由恰好是通过对人类原始欲望的禁锢而达成。比如，有了法律约束，人类不再乱伦。其实群婚只不过是人之原始本能之一，并无不合法。

再完善的律法，都是以牺牲尽可能少的人的利益，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。从某些程度上说，它们带有难以察觉的漏洞，甚至在某些巧合的时候，就会误杀人，伤害人。人们观看这些以罪犯为主体的影片时，就希望这些常规条律被击破，罪犯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升格为叛逆英雄。没有人看后会痛恨罪犯的，反而巴不得自己就是那个聪明的小偷。

《越狱》正好表现了一场意图明显的反社会行动。故事中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，已经成为被操纵的傀儡，要对付这样的黑暗，能不越狱吗？监狱作为法律威力的实质象征，坚不可摧的墙体表面下，却充满了无数暗道。这些暗道的存在恰好表明了司法的漏洞。如果执法没有漏洞，就不会有偷工减料的豆腐渣监狱改造工程。狐狸河监狱的十名罪犯，就利用了法律的漏洞来攻破法律自身。

所以，法律的坍塌往往先来自于自身的疏忽和内壁的腐朽。法律即人治，人治法而不守法，法律空有其名。渎职的上层机构和罪犯的违法行为是没有区别的，由一个有罪的机构来判定越狱的性质，越狱的罪名也就不成立了。

考虑到电视内容会直接影响到社会道德的导向性，福克斯公司为了这场反社会的叛逆秀显得更加合理，获得认可，于是将人物描写成被压迫英雄的揭杆而起，而不是一帮罪犯在肆意践踏国家法律。编剧将故事中几个主角所犯的罪行，都描述成比较轻的罪，被诬陷或是非主观违法行为，即使真的犯罪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

因此每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成了对人性自由的奋斗和追求，从而博得同情和好感，到最后，他们即使因为越狱而被再度监禁，观众的内心也赦免了这群罪犯，他们就是英雄，他们渴望的自由，和观众的内心，完全可以经由监狱的地下道进行交流，相信一定畅通无阻。

每个人内心都有越狱的本能，每个人都有一座或几座监狱要去冲破。我们不是英雄，英雄是为了拯救他人，我们只拯救自己，至多是自己的上帝，要不就只能是甘于被囚禁的奴仆。

卡尔林耐——现代生物命名系统的奠基人，他教人怎么为动植物起名。简单来说，他在它们名字后面加上属性，使人清楚了解它们属于动物还是植物，是果实还是花。举个例子，从汉语来看，“蝴蝶”一词只有音义，从这个词上绝对不知道它是食物还是动物或者只是张椅子。而在英文中，“蝴蝶”是用“飞”（fly）这个单词和别的词组合构成。读到这个词，就能猜出它是一种可以“飞”的东西。所以英文的蝴蝶单词采纳了科学命名法。这就是命名系统的意义所在。（我突然发现我举例错了，“蝴蝶”有虫字偏旁，可以得知它是昆虫。这个命名其实很好。）卡尔林耐的肖像还被印在货币上。

亨利卡文迪许——孤僻的单身贵族化学家，发现了空气的组成成分，并算出地球的密度。如果知道地球的密度，再通过圆周率测出地球的体积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地球有多重了。然后，我们就会知道地球会不会重得掉下去了。我并不是很了解地球密度对其他方面研究的意义，这些都是我的延伸想象。不过，这项研究很实际。

乔治居维叶——建立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先驱大师，提出了灭绝说，让我们深度认识了恐龙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恐龙中也有光吃素不吃肉的。一般来说，古生物学家都必须具备动力学、医学知识，他们通过研究骨骼的运动原理，来判断动物捕食的方法，甚至分析它的胃动力。他们分析牙齿表面的凹槽，判断它们嘴里咀嚼过的植物。通过比对化石和现存动物的骨骼，分析这些化石属于哪个种类的动物，这就叫比较解剖学。干这项研究的人，得有长时间的耐心和体力。开始，我以为只要学习解剖学的就是医生，后来才知道这个和医生的工作目的不一样。

诗人马修•阿诺德是这样提到三位科学家的，他说：“使我们真正理解动物、水或植物的，为我们捕捉它们的奥秘，使我们参与它们的生活的，并非卡尔林耐、亨利卡文迪许、乔治居维叶，而是莎士比亚。”

在诗人的眼里，三位伟大的科学家都被莎翁比了下去。诗人并非要贬低科学，而是指出两者对心灵影响的差异。我放佛看到阿诺德高声概叹的样子！科学家带领我们探索“真”，艺术家带领我们领略“美”。触动我们心灵的并不是一棵树的高度，而是它长得这么高却能够默默无闻，令人惊讶。人长大了就要说话，一棵树长大了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所以，人一定要少说话，才能理解树。

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。古代西方戏剧的地位很高，戏剧家都是诗人，戏剧则是一首情感高昂绵延澎湃的长诗。现在，凡以庄严为题材的历史剧，很多称为诗剧——我也看过一些诗剧，“剧”是有的，但很少看到“诗”在哪里。西方古代戏剧家的地位远高于画家，画家只是手工艺人，米开朗琪罗也不过是个较为高明的工匠。

和西方不同，古时候的中国，画家的地位高于戏子，也许因为很多画家都是诗人，诗和画总是联系在一起，画中题诗，诗写画意。画家喜欢和诗人一起混。要成为灵性才子，必要诗画同精。不管是诗人还是戏剧家，总是受到不同时期的人们的尊敬。而科学家，统统归入三教九流，异端学者。

其实，科学家和艺术家在某点上倒是一致的，都必须具有对事物的敏感和狂热的执着。人们有种误区，科学家要沉静，艺术家要热情。从前有个国王，把城市分为两半，让科学家和艺术家分别住在一边。有一天国王去考察，发现科学家和艺术家身上都是一样地又脏又臭，国王说，为啥你们都不洗澡理发？科学家说洗澡会让工作时间减少，艺术家说洗澡的过程会觉得时间很漫长。就这样，不同的想法，结局是一样的。

《大卫戈尔的一生》是艾伦帕克的作品。（艾伦的电影没有一部不压抑的，最可怕最深刻的作品是《迷墙》）。

大卫是个坚持废除死刑的教授，他认为死刑会造成冤案。为了证明这一结论，他为自己制造了一起案件，故意让法官误判他为杀人犯，他将以此证明法官的判决为错误。当女记者发现了误判时候，死刑已经执行了。他用自己的死亡对现行的死刑制度进行了无情嘲讽和戏弄，但这种戏弄充满了残酷和无奈。

理想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古往今来人们竟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？原来以为只有爱情才会令人痛苦，现在才发现，“执着”比爱更痛苦。如果爱情加上了执着，痛苦的砝码就增加了一倍。不管是追求爱情的执着还是追求理想的执着，一个人非要“执着”了，那他就是豁出去了。

看完电影，我就成了废除死刑的拥护派，这是我过去没想过的。死刑不能挽救我们失去的一切，也不能从根本上降低犯罪率。一个人死了已经足够，为何还要再死一个偿命？唉，不要叫我回答这样的问题。

片子的名字很有意思。《the life of Dived Gale》，表面直译是“大卫戈尔的一生”，但“the life ”（生命），在此有多重含义，可以译作“大卫戈尔的命”，但更准确的意思是“生命的意义之于大卫戈尔”。由于电影探讨的是生命和死刑。所以“the life ”其实并不是指他的生命，而是指向大卫戈尔内心所理解的生命的含义。

爱情和死刑有何联系？当爱着的人为爱殉情的时候，是爱情被判了死刑，爱和死融为一体。我可以为爱而死，因为爱是我自己的事，为了爱，我沉浸于自己的内心，不需要惊动任何人，我考虑自己的需要，为了猎取爱，我变得自私而不是伟大。

在爱情的氛围里，我变得如此虚无，身体随时不属于自己，相爱的人像两股青烟一样无规律地荡漾。在爱情里，我可以完全没有理想，完全空洞，就为了欲望。但是现在电影里有一个人不为了爱情去死，而为了挽救那些不相干的人的生命去死，我感觉难受，我感觉爱情的伟大受到了侮辱和质疑。因为爱情不能挽救生命，即使大卫是个正在爱的人，他同样会抛弃爱情去死。

我感觉太难受了，还有人这样做，做这样压抑的事。这让我虚无不起来，美好不起来。这让我觉得再爱也没有力气。因为追求爱不如追求社会理想伟大。我真的无比憎恨理想和信仰，因为理想让人现实，理想几乎都是具象而明确的目的，必须通过社会行为来达成。人皆可以有理想，但对一个厌恶社会的人，理想完全不可能实现。看到有人为了信念而奉献，我难过。因为我竟然找不到可以劝说他的理由。

让我对大卫说什么呢？他已将个人的信念和人生的追求凌驾于功利之上，还抛弃了一切婚姻家庭，超越了爱情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如果爱情不能挽救一个人，那么没有什么再能让一个人活着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爱情让人去死，信仰让人重生。我们为了爱苟且偷生，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已经死了，社会不需要我们，爱情对社会无用。而在另一个意义上，大卫则活着。

能深入全面了解电影艺术的人，我几乎没有机会认识，也不可能认识。在逝去的一年里，电影就是我吸纳欢乐、发散忧伤的方式，是认识世界的最好途径之一。我唯有在电影故事里生活，和电影演员们一起工作，思考他们的思考，想象他们为这个角色所付出的艰难，所历经的日子，我才感到生活的“真实”存在。

一部好电影是不能够简单复述生活的，电影必须通过看似可以实现和信服的情节、画面语言，来提炼生活的内涵和价值。

无论何种艺术，都具有诗性，电影尤其如此，这是我的看法。“诗有一个奇异的特权……它可以赋予虚无的存在物以生命和行动，甚至可以赋予各种抽象概念以形状、色彩和动作；使善德、邪恶和情感具体体现”（约瑟夫•沃顿1722—1800）。电影便是这种“奇异的特权”无限扩大的承载体。电影画面的本质是虚构的，且不要说大部分摄影是在布置好的摄影棚中完成，即使镜头拍摄的是没有经过任何装饰的外景地，一旦经过蒙太奇的处理后，它们便失去了原先的名字和概念，而填入导演希望被赋予的情感成分和效果。电影的虚构为了达到真实，但这个真实的目的却又是为了和生活中的真实区别开来。

这种虚构的真实在我看来，正是电影令人着迷的存在。电影并不希望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或者副本。诗歌也这样。“诗歌要成为它自己的世界，独立、完整、自律，要完全把握它，你得亲身进入那个世界，服从它的各种规律，暂时抛开你在现实世界中所拥有的各种信仰、目标以及特殊条件……生活和诗是平行发展的，两者永远不会相交……它们有着种类上不同的存在方式”。（布拉德利1846-1924年）

电影确实和诗歌类似，永远不会相交于我周遭的生活，也不会相交于那些观众的生活。我有时在电影中生活，有时在电影外生活，我希望留在电影中的时间比我能够的更长。

我多次幻想新时期的农村，会出现新个性的农民。但总是很失望，不知为什么。其实我完全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说不出口，我无法正视目前的现实，越来越不想谈现实问题。我常常话到嘴边，就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前几天在村里和一群七姑八姨烤炭火，我说我叔叔家在另一个村上，有十三亩地。她们大吃一惊，因为她们自己村里的地很少，生产队把地卖了很多，每家不过一两亩。她们皱眉说这么多地，如何种的完，简直太累了。我说，过去都恨地主霸占田地，地多，总好过没有吧，有了田地，也可以当地主请长工了。

她们摇摇头，不对啊，请人来种地，要一天五十元，而且包伙食，实在请不起。我说，那就把地租出去让人种。她们又摇摇头，没人租，因为种地不赚钱。这个倒是事实。——难道农民真的到了嫌弃田地太多的地步？天知道，大概在某些地方确实是这样的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农民阶层必然会消亡。农业高度机械化之后，从事农业产业的人在性质上实则是工人。发达国家没有农民，只有农场管理员，他们偶尔也被戏称为农民，但那个概念已不是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的农民了。我望着车窗外零星的不规则的土地，这样的地方有可能实现机械化吗？联合收割机能转身吗？别说了，我们的农村依然是农村，农民依然是农民。这是个长久的事，长久到什么时候，不知道。这个话题绝不好笑。

（短消息：该博客因某些字句，引起过不必要的麻烦，有人提示我“写文帐要注意”。笑话也能出事，这真不是玩笑。我已根据规定，删除不符合主旋律精神的段乱，并决定今后学习兰陵笑笑生，以谈论风月、修补阴阳为主。不谈严肃话题，这对广大群众来说是件好事，用官方言语来说就是“不啻是件好事”。“不啻”者，即不是帝王开口说出的话，算不得准，只当是俚人俗语；皇上圣明，不与之罪，反赞曰“质朴兰心”。

说话不仅要注意题材，同时，说话多也不好，容易得咽喉炎，像我这样，咳起来总是担心人家说我扰乱治安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咳。另外，说老实话更加不好。以前有个阿姨请我吃苹果，我老实回答不想吃。她便告到我母亲那里去，说我不懂礼貌，给我好果子我不吃又不接。母亲只好带我到她面前去赔礼道歉鞠躬。这，就是老实说话的结果。从此以后，我决定不再老实了。此据。）